全球视野

运用“新视角”诠释展品“新内涵” 欧洲科技类博物馆的“故事式陈列”

发布时间:   2018-09-03 23:46:06      浏览数量:  次  

现代博物馆需要建立用展品讲故事的脉络,使展品与现代参观者之间产生联系,引导参观者的思考,进行更为深刻的思辨。对于科技类博物馆来说,这有助于引导参观者们从更为全面的角度看待科技发展的历程,并且在这一过程中,锤炼他们的科学精神。本文列举了欧洲科技类博物馆中较为常见的三类“故事式陈列”的典型案例并加以分析,尝试展现它们背后的展览策划思路,即重新诠释展品、重新诠释科技史人物,以及运用“小人物”“小故事”展现“大时代”“大主题”这三种编排故事的模式,以期为中国的博物馆展览设计思路提供借鉴。

       教育,已成为现代博物馆的首要功能,而且这种教育是建立在藏品、文物及其研究成果基础之上的。为了将展品蕴含的信息更好地传递给公众,博物馆不再应该是简单陈设展品的处所,而需要建立用展品讲故事的脉络,并建立起展品与现代参观者之间的联系。这样的做法有助于将参观者吸引进来,并使他们获得共鸣和感动。这一规律,对科技类博物馆也同样适用。

      在欧洲的很多科技类博物馆里,对展品进行重新诠释,发掘其自身或相关科技史人物的冷门故事,乃至基于展品编写以(史上无名的)“小人物”为主角且带有一定剧情性质的故事,都已有不少成功的案例。本文将介绍每一类做法中的一些经典案例,并尝试探讨其背后的策划逻辑。

      对科技史人物的重新诠释

      展示科技史上重要人物的发现或发明故事,是科技类博物馆的常见思路。传播科学家的科研经历,有助于激发参观者特别是青少年对科技发展或科研的兴趣。以世界上第一座科学中心式科技馆,法国巴黎的发现宫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初期,它密集地举办了关于科学家及其发现故事,以及科学家之间在学术领域进行互动交流的数次特展,如纪念安托万-洛朗·德·拉瓦锡诞辰200周年特展、赴英国伦敦的巴斯德特展、自英国引进的法拉第与戴维特展等。

      这些特展不仅让科学家们的科研贡献被更为鲜活地表现出来,而且有可能反映出他们彼此间的互动关系,并藉此传递出博物馆或展览策划者的态度。比如,法拉第与戴维特展在介绍两人的科学贡献之余,更多地聚焦于法拉第凭借兴趣和努力自学成才,打破社会阶层的奇迹,带有强烈的励志色彩。

      但这一类展览策划思路也同样存在问题,即它们通常仅仅聚焦于科研人员或发明家的“高光时刻”,而很少提及其他。因此,参观者了解到的仍然只是相对扁平化的人物形象。打破这一局面的途径,是不仅着眼于科技史人物的“高光时刻”,也关注其失败或落幕“暗淡时刻”,将他们还原为真实的人。在挪威特罗姆瑟极地博物馆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思路。

这个油箱被认为是阿蒙森座机仅有的残骸

      挪威人罗阿尔德·阿蒙森在极地探险生涯中最广为人知的事迹,便是与英国人罗伯特·斯科特竞争前往南极点。阿蒙森赢得了这场竞争,比斯科特提前5个星期到达南极点。但位于北极圈内城市特罗姆瑟的极地博物馆,并未用太多笔墨展示这一挪威历史上的辉煌胜利,而是聚焦于阿蒙森生命的终点——他为极地探险献身的时刻。1928年,一艘名为“意大利”号的科考飞艇发生故障,在北极冰原上迫降。为了找回飞艇和上面的乘员,人们派出了其他的飞艇和飞机前往搜寻。阿蒙森也加入到这次行动当中,与挪威和法国的科考者们,乘坐一架法国生产的水上飞机出发,但从此不知所踪。后来,有一个与这架飞机所用同型号的浮筒油箱,在特罗姆瑟附近的海岸被发现。因此,挪威人判定他们的极地英雄很可能已经坠机身亡,并将特罗姆瑟视为他生命的终点。

      受制于极地资源供给和展馆建筑条件的限制,特罗姆瑟极地博物馆只能用静态展示配合展板说明的方式,展示当年被认为是阿蒙森遗物的浮筒油箱(核心展品),辅以若干航空器模型,展示历史上以特罗姆瑟为重要经停点(或冲刺出发地)的极地航空探险。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极地航空探险先驱者们的勇气,并审视阿蒙森探险人生的最后时刻。他的离世仿佛一个时代的结束:他亲眼见证了早期机械不够完善带给斯科特的败局,但这也是狗拉雪橇等传统极地交通方式最后的辉煌;极地探险走入科技与机械时代,已经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阿蒙森乐于拥抱这种变化,并且了解可靠性不高的航空器可能带来的风险,但仍然为了更有效率地探索人类未知的领域,而选择飞上蓝天。与此同时,他的亲身经历实际上也在暗示后世的探险者,人类并不能以技术进步自诩,并以此向大自然挑战。

      对展品及技术发展的重新诠释

      在科技类博物馆中,对于发明创新的成果或技术变革的趋势,仅仅展现其良性的一面,或(在事后)单纯的“以成败论英雄”,这都是缺乏科学精神的表现。对于科技类博物馆来说,更好的展示思路,或许是站在更高的位置,关注和思考技术成果的正面与负面影响(即避免简单的肯定或否定),或者尝试尽可能完整地展示某一技术发明从诞生到淡出的全过程,让参观者对某一段科技史拥有更全面和深刻的了解。

      里昂是法国印刷业的重镇,因此里昂印刷博物馆珍藏有大量关于制版、排版、字体设计、套印等印刷工序的文物,可以让人们看到欧洲的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技术从无到有和不断完善的过程。而在馆内的现代印刷技术展区,这家博物馆则不再着眼于技术进步,而是引导人们关注和思考人类社会对印刷品的态度的变化。

      里昂印刷博物馆遵循了法国社会鼓励人们思考事物两面性的传统,以一件行为艺术般的独特展品和背后的故事,引导人们关注现代社会中的印刷品浪费问题。这件核心展品是一块“纸砖”,它用总额75万的1995年版(迄今为止最后一版)500法国法郎纸币,经过粉碎之后压实制成。

      该展品的介绍文字写道:“现代社会里,一些印刷品的寿命极为短暂。政治竞选传单印好之后几天就成了垃圾;即开型彩票的寿命更是只有(开奖前的)几个小时。一张纸币只能流通18个月,便会因为残旧或污损而不得不回收销毁。但我们最应该记住的,是当年启用欧元时,(法国)法郎纸币的命运。”

      不同于德国、西班牙等没有为兑换设置“关门时间”的欧元成员国,法国仅仅为法郎兑换欧元设置了10年的过渡期,以保证兑换的效率。当法国在2012年2月完全停用法郎的时候,除了极少数集币者的收藏和居民粗心大意遗忘家中的纸币,绝大多数法郎纸币的归宿都只能是废品回收机构。而这些纸币有相当一部分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设计和发行的,在市场中发挥作用的时间极为有限。而在其他欧元成员国,原有的纸币也大多被回收销毁。因此,在崇尚理性的法国人看来,启用欧元尽管便利了欧元区内部的商贸活动,减少了货币兑换的成本,却也造成了“欧洲历史上最大的纸张浪费”。展柜里被粉碎的75万法国法郎和它所承载的故事,正是要提醒今天的人们,享受廉价的印刷品,其实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以“小人物”展现“大时代”

      几乎所有的历史文献,都只会记载影响历史进程的关键人物,而很少会关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人在历史事件中受到的影响。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对科技史的记录当中,进入近现代社会之后更是如此。

      在欧洲,有不少科技类博物馆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缺环,《在佛兰德斯战场》博物馆的展览设计,致力于展示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千千万万士兵、当地居民等普通人的命运,以及战争对普通人生活的改变,从而使参观者意识到,历史绝非仅有史书上简单的数字和描述。

      博物馆内的35个展品(群),被划分为4条参观动线。参观者可以在4条动线中任选其一,着重观看包含在动线之中的展品并加以思考,以避免走马观花。在每一条动线当中,都会出现和这场战争相关的“小人物”,并以他们在战争中的经历,折射这场震撼全球的大战。

       “标志性人物之旅”是4条动线中最具特色的一条。这条动线包括了4处基于计算机技术构建的“虚拟会面点”、超过10位基于史实考证并由演员扮演的“标志性人物”角色、11位留下丰富私人物品的战争亲历者,以及产生于战场的文学作品和它们的作者。

       “虚拟会面点”的计算机系统可以读取参观者手环中的信息,并根据参观者的“电子身份”,自动展示一组基于史实建构的故事,呈现“置身于世界大战”的参观者在战争初期、中期、末期和战后可能的遭遇。举例而言,被赋予士兵身份的参观者,很可能会在最后一个“虚拟会面点”看到自己的墓碑和墓志铭,因为这个身份的原型,正是某一名在战争末期阵亡的普通士兵。这种“倒在胜利大门前”的悲剧,就可以让参观者对机械化战争中个人的渺小有深刻的体会。

      在另外3条动线中,博物馆也会突出“小人物”的元素。“时间线之旅”类似于参观传统的军事史博物馆的模式,参观者通过展墙、文物和多媒体展项,遍历这一地区在1914至1918年间的历史;“主题区域之旅”包括主题各异的一组红色展柜,其中收藏的物品分别展示战争的各个侧面;“反思之旅”主要包括4处“沉思之柱”和3处关于“反战声音”的展示。“沉思之柱”是展示不同主题的历史照片的密闭空间,4处“沉思之柱”分别以“战损”“死亡”“破坏”和“最后的见证者”为主题,通过重伤员、遗体和现代城市建设中发现的尸骨等图片,展示机械化战争的巨大破坏力和人类实际上难以承担的后果。3处“反战声音”分别聚焦于战前、战争后期和战后,展示几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战前对机械化战争可能后果的警惕、战争中失去密友的军官对机械化屠杀的厌恶和无力感,以及艺术家对和平的祈愿。

文/吴爽 马之恒

(来源:《自然科学博物馆研究》)